曾經在某個電子報上看過一句話，「關於死亡，我們總是想像的太多。」
鄧不利多說，不要同情死者，要悲憫還活著的人。悲憫之意易解：死亡的人，時間已然停止，但活著的人卻更需要關懷，因著此刻身陷在痛苦深淵中的，是活著的人，而非死者。但同情之意隱晦，何以說不要同情呢？
我理解的是，同情是區隔你我界線的展現，那隱含之意是我尊彼卑、我長彼消的優劣姿勢。而對於逝者，那是最不需要的一種姿態。生與死，只是僅展現於肉體而非生命、一種長時間的狀態。以生者的狀態同情逝者，便將生的狀態抬升於死的狀態之上，一旦有了區別，便會有各種情緒與價值判斷。但無論是生是死，生命便是生命，此處所指的生命並非存在於自然界中，被定義為生物的生命，而是在生於死之上，包涵所有存在狀態的存有。那無須任何評價判斷，也無關任何愛憎嗔癡。
但當然，面對死亡之時，害怕是難免的、恐懼也是難免的。我相信有超脫之人，但那畢竟少數。在這一世裡，我們終究只有一次的練習機會。但若能理解害怕和恐懼皆其來有自，我想我們終究會解脫的，也許不在生的狀態，或許是在混沌的時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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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自殺，我曾認為這是一條生命會尋找的道路，直到現在，我仍如此認為。
而我真有權利質疑他人選擇這樣一條道路？我必須說，我真切地不認為我有權利。我不是當事人，即便我以心理師為志業，我的職責也不在為當事人的生命負責。若當事人執意選擇這條路，在法律與道德的層面上我必須阻止，但以我個人而言，就算當事人最後仍選擇死亡，我並不認為我有「立場」「阻止」，我只能、也必須給予其選擇死亡的尊重與空間。
但即便對於有自殺意圖之人，我不認為我有立場阻止，但那不代表我對欲走上絕路之人冷眼或漠視，在他選擇那樣方式結束這一世時做壁上觀。我仍有所意圖與實際作為，我想理解的是，讓眼前之人走上絕路的困境，並試圖與他一起面對與檢視。只是我並不把那樣的意圖或作為稱為阻止，當我使用「阻止」這個詞的時候，僅代表若有人在我面前有實際結束生命的動作或顯而易見的意圖時，我會想盡辦法阻擋。但當我在試著了解當事人那灰暗的主觀世界時，我並不站在與他對立的立場上阻止或截斷他的意圖，若我那樣做了，那便是意志的干擾與介入，那是帶著我自有的價值判斷、屬於我自己的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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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面我提到，我必須給予當事人選擇死亡的尊重與空間，後來我也寫了，若有人在我面前試圖自殺，我會想盡辦法阻擋。表面上這兩者看似是衝突的，但於我而言，尊重對方的選擇不代表甚麼事情都依著對方的意願進行。
我想表達的是，一旦我帶著對「自殺」這件事有所評判的立場與當事人對話、或試圖阻止當事人拋棄這樣的意圖，便很難理解當事人的主觀意識，更難以進入當事人隱微的世界。若沒有尊重和空間，便很難有所理解，當然也就更難讓當事人願意接納我們進入他的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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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對自殺並沒有道德或價值觀上的評判、對錯。我認為，每個自殺的人都背負著無與倫比的痛，那是一片見不到出口的黑與困境，這樣的恐懼和壓迫促使人會走上這條路。即便對旁人而言，那也許不是甚麼大不了的，但我相信對當事人而言，那樣的痛苦和脆弱是不容質疑的，我並不認為人有權利質疑他人的痛苦與脆弱，只要當事人認為那是個傷口，那它就的的確確是一個傷口。除去自己所有感官，讓這個傷口不再疼痛，或是在這個灰暗的世界找尋一個出口，是一個雖似乎極端、但也非不合理的想法。
只是，那是一個絕對的零、是全有全無的狀態，在此之後，所有變動都不會再有。對當事人而言，那當然是一種解脫，我們永遠不用再面對這讓自己走上這絕路的困境了。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，當事人也將自己永遠困在生命結束的那一刻，一切就在此刻畫下休止符，再沒有轉圜的空間，一點都沒有。換句話說，自殺扼殺了所有讓自己改變的機會，自此以後，一點機會都不再有。
但留下，事情會解決嗎？環境會改變嗎？對我而言，我並不認為問題會自己解決或環境會自然改變。狀態是一直擺盪著、沒有固定型態的，我們有時高潮、有時低落。我並不認為強迫自己看似正面地樂觀面對問題是所謂正向思考，我相信的是，問題是可由多個角度觀看的，雖然這並不代表會有一個所謂「解決方法」來解決這個問題，但我們能在面對問題時，不斷地嚐試新的角度來重新看待眼前這個「現象」。
換言之，問題也許並不是被解決，如果問題從來就不是問題，只是一個我們生活中會遇到的現象，也許就沒有所謂「問題」和「解決」的存在。因為那所謂「問題」其實一直都在，只是我們觀看的角度不同，所給的詮釋和所見的空間也會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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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我而言，我時時提醒自己的是，在與當事人對話時，絕對別低估了滲入自己價值觀的危險性。這並非表示我不能保有自己的價值觀或當一個完全空白的人，事實上我也不認為自己有可能做到。只是過多價值觀的滲入，會阻礙我們深入對方的位置。進入當事人的架構，就必須理解當事人的各種價值觀和規條。
而再說一次的話是，如果沒有尊重與空間，不會有所謂理解的產生的。
